老师您好,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异民族集团初期部分同时展现出1)统治阶级主动“中原化”并拉拢中原士族以巩固政权;2)实行“胡汉分制”的政策这两种看似不甚相容的政策。想请问您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更多是源于上层政治目的的主动行为还是客观战乱与弱民族意识共同作用下的正常趋势呢?这段时期是否仍延续了先秦时期的“文化论”的民族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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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兢兢 2020-05-27

总体上看,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推动力源于几个方面:1、主动行为:作为侨民政权,外来的胡人君主与本地的汉人士大夫需要寻求合作。2、被动行为:维护既有利益的胡人贵族在政策强制下的汉化。3、主动、被动明显行为背后潜移默化的客观熏染:以崔浩国史案为例,无论鲜卑上层是否抵制汉化,在北魏建国五十年后鲜卑君主和贵族多已在无形中接受、认可了华夏的伦理价值观,才会对本族早期的收继婚等草原旧俗感到难以启齿,对崔浩家族处以极刑的泄愤之举,恰恰印证了衣冠礼乐对于鲜卑上层的强烈冲击。
当然这种融合并非完全是弱民族向强民族的单向流动,汉人的家具、乐器、舞蹈、饮食等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胡化特征,这其实是华夏民族的一个生存法则:以万变维其不变,即习惯于吸收各民族文化中于己有利的东西,但从不丢掉自己核心的精神。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上层还是下层,主动与被动的各种融合都是由生存、发展的客观需求所决定的。
先秦儒家“以文化论民族,以礼义辨夷夏”的主张在中国古代是相延不缀的,自先秦至明清儒家民族观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与完善,成为历代民族政策制定的理论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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